司马越按兵
，坐失机会。刘渊、石勒等却在积极设法转局面。永嘉三年十月，刘聪第二次打洛阳失败，王弥劝聪还师，同时建议“官当于兖、豫之间收兵积谷，伏听严期”，(75)提了南兖、豫之间发展量实现割据的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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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述，许昌此时已无重兵，兖、豫二州守备薄弱。而王弥汉族官僚家，“家世二千石”，祖王颀曾任汝南太守，王弥自己曾“游侠京都”，又曾“寇泰山、鲁国、谯、梁、陈、汝南、颍川、襄城诸郡，入许昌，开府库，取器杖，所在陷没，多杀守令”，在这地区有定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，能够利用当地尖锐的社会矛盾，以反晋旗号赢得流民的支持。因此，王弥南，“以二千骑寇襄城诸县。河东、平阳、弘农、诸流之在颍川、襄城、汝南、南阳、河南者数万家，为旧居所礼，皆焚烧城邑，杀二千石吏以应弥”，很打开了局面。此，王弥屯驻阳翟，遣兵寇陈郡、颍川及徐、兖地区。(76)
王弥割据“兖、豫之间”，切断了洛阳东南粮，仅年使洛阳发了粮食危机。《晋书》卷五《怀帝纪》：永嘉四年十月，“京师饥”。光禄傅祗、太常挚虞遗凉州史张轨书，“告京师饥匮”。(77)周馥书建议迁都时也说：“方今王都罄乏，可久居。”(78)与此同时，汉主刘聪（刘渊已，刘聪即位）也看王弥南的意义，遣刘粲、刘曜等“率众四万，驱入洛川”，洛阳，而“辕，周旋梁、陈、汝、颍之间，陷垒百余”，(79)随，石勒也渡河南，克襄城、襄阳，“陷江西垒三十余所”，(80)步巩固和扩了王弥的割据。
王弥南策略的实现，中了西晋的致命弱点。此时，司马越维持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控制，必须保住洛阳，因而必须员各地军队，特别是东、南州镇的量，剿灭南汉军，使“已东诸州职贡流通”，(81)而这又必步西晋部的弱点和矛盾。于是，整个形急转直。
永嘉四年十月，司马越“羽檄征天兵”。怀帝谓使者曰：“为语诸征镇，若今，尚可救，则无逮矣。”然而“莫有至者”。(82)征南将军山简自襄阳遣军赴难，至涅阳，为王如等流民军所破，遂“婴城自守”。(83)荆州史王澄亦率师北，“先锋至宜城”，闻山简已败，“散众而还”。(84)此外，唯江州史华轶遣三千兵屯夏，“以为声援”，(85)其州镇皆无静。
司马越征兵至，得自马，“镇集兖、豫”，(86)遂率行台及甲士四万屯于项。这样，对朝廷的控制有所放松。于是，怀帝与臣中反对司马越的迅速活跃起。
首先，周馥“先于越，而直书”，建议怀帝迁都寿。书中提到：“臣谨选卒三万，奉皇驾。辄檄北中郎将裴宪行使持节、监豫州诸军事、东中郎将，风驰即路
令王浚、苟晞共平河朔皇舆巡，臣宜转据江州，以恢王略。”周馥此议只是挽救西晋王朝，还隐着乘机削弱司马越对朝廷权的控制，从而转西晋部政局的用意。按周馥的计划，怀帝迁都，寿是全国政治中心，而馥据江州，裴宪据豫州，苟晞据青州、兖州，围绕寿形成防线，对外可抵御汉军，对则可威慑寿。这样能使朝廷跳司马越及其所控制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战略格局，从而使周馥等能对朝廷事务施加更的影响。显然，这化将在很程度使司马越在政治陷入被。因此，司马越得知此事“怒”，遣军讨馥。久，馥众溃被拘，“忧愤发病卒”。(87)
周馥之谋未成，苟晞遂公开向司马越发难，昌言：“司马元超为宰相平，使天淆今将诛国贼，尊王室，桓文岂远哉！”又“移告诸州，称己功伐，陈越罪状”。怀帝“恶越专权”，乃诏苟晞，“委以关东，督统诸军”，“又密诏晞讨越”。晞遂“部分诸军，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”。司马越“疑晞与帝有谋，使游骑于成皋间，获晞使，果得诏令及朝廷书”，遂“檄说晞罪恶”，遣军讨晞。(88)
此时，西晋已是“公私罄乏，所在寇，州郡携贰，崩离，祸结衅”，司马越非但无挽救西晋危局，且自难保，终于“忧惧成疾”，永嘉五年三月，薨于项。司马越，怀帝时及重整旗鼓，西晋王朝顿时陷入痪状。于是，刘聪、石勒等抓住战机，横扫晋军。永嘉五年四月，石勒追及越丧于苦县宁平，围而歼之，“王公士庶者十余万”。(89)随，刘聪遣呼延宴将“兵二万七千，自宜阳入洛川，命王弥、刘曜及镇军石勒师会之”。六月，克洛阳，“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三万余”，俘怀帝至平阳。(90)八月，刘粲“陷安南阳王模遇害”。九月，“石勒袭阳夏”，苟晞“没于贼”。十月，“勒寇豫州诸郡，至江而还”。(91)黄河线的晋军主很被消灭。至此，西晋败局已定，南北分裂之已成。
总之，在永嘉之这历史悲剧中，西晋王朝在八王之平息又因部矛盾和冲突步衰弱和瓦解的程，是应忽略的重节，而司马越作为其中的主角则是应予充分注意的。
（原载《北京学学报》1989年第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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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当时还有另种说法。《晋书》卷五九《东海王越传》载周穆、诸葛玫言曰：“先帝（指惠帝）崩，多疑东宫（指怀帝）。”怀帝当时为皇储，惠帝，可即位，故能排除有参与此事的可能。但怀帝当时的权和量远及司马越，可能越司马越纵此事，因而决非主谋。
(2) 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六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2723页。
(3) 《晋书》卷五九《东海王越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623页。
(4) 《晋书》卷六四《清河王覃传》，第1724页。
(5) 《晋书》卷五九《东海王越传》，第1624页。
(6) 《晋书》卷五《怀帝纪》：覃于永嘉二年二月。同书卷六四《清河王覃传》：覃“被害，时年十四”。由此可知，光熙元年覃十二岁。
(7) 《晋书》卷五《怀帝纪》：永嘉七年正月，“帝遇弑时年三十。”光熙元年当二十三岁。
(8) 同书，第125页。
(9) 《晋书》卷五九《成都王颖传》，第1617页。
(10) 《晋书》卷三《惠羊皇传》，第966页。
(11) 《晋书》卷四《惠帝纪》，第102页。
(12) 同书，第103、104页
(13) 同书，第105页。
(14) 《晋书》卷六〇《皇甫重传》，第1639页。
